区域文化共同体，即某一区域基于相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共同体成员可在价值共识基础上产生情感联结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精神动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谋划部署的重大战略。科技部在出台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指出，要提升长三角科技创新水平，促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①。在此语境下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特征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逐渐产生了超越物质层面、触及行为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现实需要。新时代推进长江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是在赓续江南文脉的基础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强国的复调背景下，推动长三角区域内的社会群体形成一种基于认同感、归属感的内聚力量，形成一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驱动模式。因此，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内生动力，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发展的核心。

一、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意识涵养与构建目标

何谓“文化共同体”？显而易见，文化共同体是“共同体”的一种类型，“在日常用语中，共同体指的是特定地区的人们的结合体，它可以是一个村庄、城镇、城市甚或一个国家。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或社会原则，共同体一词表示的则是一个建立在友谊、忠诚和义务等联系基础上的具有很强的集体同一性的社会群体。”②而文化共同体，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以文化价值的同质性为纽带，引导和规范个体采取或者实施相同或者相似的行为规范。‘文化’在这一共同体中具有起承转合的核心地位”。文化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共同体③。

共同体形成的核心是形成共同体意识。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文化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内涵高度浓缩、极具抽象性的意识集合体。作为一种意识，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共同体认同，而这一认同并非人们自发形成，而是主体能够“自觉建构”，即需要遵循人的思想活动规律，在一定情境和实践活动过程中循序渐进地生成和巩固。从心理学视角看，共同体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共同体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和认同等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总和④，“共同体”可以通过“认知体验、价值信念和行为意愿”⑤三要素构筑，并能在“认知—情感—意志”的链接序列中生成实践行动⑥。

图1 共同体意识涵养与共同体认同的关系逻辑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⑦。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是以吴越文化、江南文化为历史根基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叠加的有机统一体。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是区域文化共同体一种具体形态，是基于长江下游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为基础演化形成的具有认同性的文化体系，所代表的是长江干流与支流相联通、水域与陆域相结合的流域文化共同体。其本质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相叠加的有机统一体。从地缘共同体来看，长江下游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叠合空间，构成了长三角文化共同体依存的物理空间；从精神共同体来看，历史时期“江南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江南文脉的赓续，构成了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价值认同与情感联结，并不断吸纳、融合当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演进过程创造的新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和情感关系等，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

新时代长三角文化共同体亟需强化共同体的自觉意识。长期以来，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语境下处于一种自发的发展状态，尚没有进入高度自觉的状态，即国家、社会、组织、个人围绕既定的目标，系统性地、整体性地、全局性地推动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发展。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离不开长三角共同体成员所拥有的共同的认知体验、共认的价值信念以及能动的行为意愿这三个方面，这是将长三角文化共同体视为一个有待诠释的自变量。而对于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则需转换到对一个因变量的解释中来，即如何才能实现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由“自发形成”向“自觉建构”的共同体意识转变。这就需要从共同的认知体验、共认的价值信念、能动的行为意愿等基本要素着手，提升各要素的品质。简言之，就是只有当共同的认知体验、共认的价值信念、能动的行为意愿这些基本要素呈现为归属感、关怀感和使命感的统一性时，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才得实现“自觉”转向。作为一种特色区域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长三角文化共同体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总方向，以提升区域内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关怀感与使命感为着力点，不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与民族发展注入内在精神动力。

（一）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意识涵养

涵养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意识，是长三角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核心所在，也是形成长三角文化共同体凝聚力、向心力、归属感的根本所在。涵养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意识，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形塑共同的认知体验。其中包含了共同体成员对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基本认知，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长三角区域文化的体验感受两个方面，这是建构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表达维度。其中，对于长三角文化的基础的、历史的认知意味着共同体成员需要从既有的知识体系中理解、体认关于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描述性元素，这种对于区域知识体系的基本认知是共同体成员间形成内在凝聚力与共同体意识的知识基础。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长三角区域文化的体验感受则是共同体成员在彼此互来共往的共同生活中切身体会到的有关长三角区域文化的评价性元素，由此成为共同体成员间形成内在凝聚力与共同体意识的感知基础。其中关于长三角区域文化的积极体验感受则可帮助成员形成对于区域的满意的感知，这种较为一致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可以促使成员的心灵在集体文化表征的作用之下凝聚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推动共同体的形成。

第二，汇聚共认的价值信念。共同体成员所拥有的共认的价值信念包涵着成员对于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共同追寻与关怀，这是建构长三角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内在根本规定性，是建构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价值维度。共同体成员所共认的价值信念往往承袭自区域文化形成与演进的历史根脉，是在长三角区域文化形成与演进历程中所沉淀下来的重要价值理念。

第三，凝聚能动的行为意愿。共同体成员所拥有的共同的行为意愿是成员期许与实践的共同意志，这是建构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接受维度。能动的行为意愿是在共同体成员共有的认知体验和共认的价值信念的指引下，在铸牢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框架中，通过顶层设计与方案实施来调动共同体成员共同致力于区域文化繁荣与区域发展的意识能动性。而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期许可以成为区域文化繁荣与区域发展的指引方向，共同体成员间的交往交流能够汇聚区域发展的行动力量，形成成员的共同实践以助推区域的整体发展。

（二）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构建目标

围绕民众形成与增强归属感、关怀感与使命感这三个目标，构建长三角文化共同体。

第一，缔造共同体成员的共有文化印象，增强归属感。在认知体验部分，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在认知、交往、交流过程中存在心灵的互信与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正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对于区域文化的了解、体验与印象上。因为，区域文化可成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文化认知，能够促进成员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心灵链接”，不断强化成员间的心灵互信与文化归属感。对此，共同体成员的共有文化印象（即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共同认知体验）的形成，则需要提供可靠的知识理论供给，通过文化认知教育引导各族人民了解关于区域历史记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提供共有文化印象。在文化共生视野的关照下，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共生单元作为长三角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共同体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因此成为共同体成员体认长三角区域文化、帮助共同体成员形成共有区域文化印象与提升成员的文化归属感的的重要标识。

第二，促进多元文化互惠共荣，彰显关怀感。长三角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主脉，分布着诸多的亚文化样态。首先，江南文化主脉奠定了群体共同价值认同的基础。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在共同生活中存在着心灵的依托感或关怀感，而这种心灵依托感或关怀感正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共认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因为，唯有将大家置于“江南文化”共认共享的价值理念中，才能形成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诸多亚文化样态彰显了长三角社会群体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共生所倡导的互惠型文化共生样态，呈现了区域文化的多元性。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圈里往往会有多元文化的存在，这些多元文化实际上分别代表着文化生态圈中各个亚族群的精神观念、价值趋向和行为模式。各个亚族群创造出的亚文化样态，在彼此共存中互动交融，呈现文化共生局面，即：亚文化群体以包容性态度取向，注重族群文化间的协调，既看重本族群文化又积极汲取他族群优秀文化，既传承本族群文化传统又看重文化现代化。如若要将各个亚族群置于共同体价值观念中，便需要在最大程度保证多元文化、多种价值理念的共存，因为只有在最大程度保证多元文化所代表的多种价值理念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被“侵蚀”并能够得到沉淀，才能进一步总结凝练出多元文化间的“共同性”，最终形成不同个体、不同族群共同认可的共同价值，从而推动共同体成员在文化心理上的差异调适，以产生一种心灵的依托感或关怀感。

第三，促进共同体意识的汇聚连接，强化使命感。在群体行为意愿层面，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在共同生活中对于区域文化繁荣、对于区域发展存在内心的自觉使命感，而这种自觉使命正是建立在成员间达成的共同行动愿意的基础之上。当然，这种行动意愿以及使命感的形成，离不开共同的认知体验与共有的价值信念的支撑，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存在。因此，建构长三角文化共同体，便需要充分汇聚认知体验与价值信念，激发共同体成员的自觉能动性。移动互联网络时代文化共生界面作为一种可进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媒介，在其在共同体成员生活中分布面积之广、嵌入程度之深，几乎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多样文化共生界面的搭建与形成，既有利于区域内多元文化以及价值理念的传播与被感知，也便于共同体成员在接受、理解与认同区域内多元文化的过程中进行交流互动，使得成员在文化交流的氛围中强化归属感（“我们感”），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利益与共有身份的关系连接，从而逐渐汇聚共同行动的意志，促进其使命感的形成。

二、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构建的理据与逻辑

文化共生理念与区域文化共同体观念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二者既共场于某一区域的文化空间和承载实体，又同轴于某一区域范围内文化认同形成、嬗进和深化的历史经脉，是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在区域文化的孕育、滋养下，逐渐形成的成对观念体系，均以自身发展为对方发展提供助益⑧。

（一）文化共同体构建的理据

“共生”这一概念最早在生物学领域提出并发展为共生理论，强调自然系统中不同生命体共存互补的状态⑨。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论倡导构建一种彼此作用、互惠共存、稳定正向的共生模式，以实现系统内诸多要素的共同进化。现实需求推动着学科间具有强分析力的思维或方法相互渗透与交叉融合。多民族国家为积极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而产生了谋求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的现实需求，在这种现实背景下，脱胎于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论，其所凝练的共生思想即强调某一系统内异质共存、交流融合、共同适应、共同进化的思想，也被进一步延伸并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多元文化关系的分析中，形成了文化共生的思想，且不断从其“元理论”即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论中汲取养分，形成了相对系统的文化共生理论。

文化共生是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前提基础，也为文化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清晰的目标指向和逻辑理路。首先，文化共生是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基础。文化共同体是在某区域范围内拥有共同文化记忆、共同文化认同以及共同文化精神的共同体，其建构要通过区域内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并在共同体成员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因为只有承认、允许多元文化的存在，认可多元文化间的差异，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以实现文化共存共荣，才能对于人们文化心理方面的差异进行逐步调适，从而帮助成员拥有相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可以看出，多元文化是建构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源泉，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关系则是建构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对此，强调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文化共生理念可以成为一套适用于区域文化共同体建构的指导思想。具体而言，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首先需以某一区域内良好的文化共生样态为基础，这种文化共生样态是文化共生理念的在现实中的直观表现，是区域文化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可体现出某一区域范围内多元文化长期保持共生共长关系的文化存在关系与状态，这种文化共生样态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可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赖以生成的基础文化环境，有助于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文化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对共同体成员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以及共同文化精神发挥基础性、内在和深远的影响。

其次，文化共生为文化共同体建构明确了目标和理路。文化共生主要是指不同族群或不同区域间或某一区域内不同文化异质共存、共生共荣的文化形态。文化共生理论还进一步将源于生物学领域共生理论的共生单元、共生界面等基本要素，从文化视角出发做出阐释，使其成为分析现代人类社会中文化共生现象的基本单位。其中，文化共生单元是能量生产、信息交流的基本物质单位，是形成稳定的文化共生关系与文化共生样态的物质基础，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存在。其中，质参量与象参量是分别描述文化共生单元内在本质与外在特征的参量，不同文化共生单元间的质参量与象质量的匹配与关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文化共生关系能否形成、是否稳定；文化共生样态指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间或某一区域内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存在状态或关系，这种文化共生样态存在偏害、偏利、互惠等不同类型；文化共生界面是文化共生单元得以进行信息交换、能量传输的媒介或载体。

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如前所述，在灿烂的历史长河中长三角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主脉，分布着多样态的亚文化群落，这里江河湖海共济、光热水土相宜，是中华文明发展、长江文化演进的重要承载地，孕育了悠远的史前文化，塑造了和而不同的吴越文化，持续滋养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赓续，体现了典型的文化共生特征。

（二）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构建逻辑

文化共生理论所倡导的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交流交融的理念为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思路。第一，挖掘、保护和形塑文化共生单元（即文化符号）。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共生单元，可以为成员提供共同体的历史源流、整体面貌、典型特征等方面的认知，呈现共同体的历史文脉、价值意义、精神观念等符号表征，通过形塑共同的认知体验，缔造共同体共有的文化印象，为涵养群体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增强群体归属感，提供重要载体。第二，调节优化文化共生样态。既充分保障区域内多元文化的相互依存与交流共荣，又彰显共同体之间的关怀感，从而逐步汇聚群体共认的价值信念。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背后，不乏诸多具有共同价值关怀的理念，这也是建构区域文化共同体所需要的共善元素的重要来源。第三，健全完善文化共生界面。通过文化共生界面，既可以促进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充分的交流交融，又可以为成员间对集体行动的方向路线形成基本认知、达成能动的行为意愿，促进共同体意识连接，增强共同体责任感、未来使命感。

图2 文化共生与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关系逻辑

三、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构建维度与路径

长三角作为江南区域的当代形态，秉承共同的江南文化传统。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共生状态，其本质上就是江南文化共生状态的现实写照⑩。

（一）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构建维度

在文化共生视角关照下，长三角文化共同体建构可分为文化共生单元、文化共生样态、文化共生界面三个维度。

1.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共生单元

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长三角区域内文化共生单元的和谐共生与相互作用。长三角区域内文化共生单元与长三角区域内的各种文化符号相对应，具体指长三角区域内，既能够反映区域内独特的历史文化印迹，又能彰显区域人民共有的精神心理特征的文化符号，包括风俗习惯符号、礼仪符号等，这些符号共同构成了长三角区域内文化共生单元的总体。这种文化符号既是长三角区域人民的整体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等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长三角区域的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共生单元主要可分三类，一是江南物质文化共生单元，主要是指在江南地区以物质实体形式呈现的文化共生单元，包括自然景观、古建筑、江南水利工程等文化共生单元。二是江南社会文化共生单元，主要是指能够反映江南地区社会文化的共生单元，如江南城市、乡镇、饮食、民俗等文化共生单元。三是江南审美文化共生单元，主要是指能够反映江南地区世代传承的、具有江南文化特色且与江南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文化共生单元。如江南戏曲、园林、传统文学等文化共生单元。

2.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共生样态

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共生样态指的是对长三角区域内多种文化共栖共长的文化存在状态或关系，可分为依存型文化共生样态、互惠型文化共生样态、偏利型文化共生样态。其中，依存型文化共生样态是指长三角区域内作为弱势文化的边缘文化依附于作为强势文化的主流文化而得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存在状态或关系。在这种文化共生样态中，边缘文化往往会在依附主流文化生存的过程中，逐渐弱化甚至隐藏自身个性，最终导致完全被主流文化所侵蚀或同化；偏利型文化共生样态是指对一种文化有利而对其他文化无影响的文化存在状态；互惠型文化共生样态是指两种或多种文化共存共荣、相互促进和发展的文化存在状态，具体指任何文化若要同其他文化实现互促共荣，需要逐步摆脱其在文化共生样态中的依附性的姿态，并不断调整、改变文化互动过程中自身所处的“低位”，摆脱由某一文化主导且自身只能依附对方（文化）才能得以发展的状态。这也是三者中最为理想的文化共生样态。实际上，在区域文化交融发展过程中，这三者类型文化共生样态常常同时存在并呈现于区域内不同的文化圈中。

3.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共生界面

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共生界面，指长三角区域内的文化共生单元（即文化符号）得以进行传播并被区域民众感知的媒介或载体或渠道。在给定时空下，基于不同文化共生单元所形成的文化共生样态，需借助于文化共生界面来充当文化共生单元间信息交换、能量传输的媒介，这种文化共生界面既是不同文化共生单元之间建立联系的载体，也是文化共生样态形成与改善的主要渠道。文化共生界面可以分为内生性、外生性文化共生界面两类，内生性文化共生界面指自然生成或历史遗存下来的、不是由当前文化和旅游开发设计者凭空创造的原生型共生界面，如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旅游地、历史流传至今的各种民间文化仪式。外生性文化共生界面指后天针对人们精神需求新趋势而设计并有利于稳定的文化共生样态形成的创造型共生界面，如网络等通用性基础设施构成的、可进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数字平台⑪。

（二）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构建路径

依据建构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文化共生的方向和着力点，可从“文化共生单元”“文化共生样态”“文化共生界面”三大方面推进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共生。

1.挖掘保护“同源”文化共生单元

在文化共生理论中，文化共生单元作为形成文化共生样态的物质基础，可使得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或状态得以协同演化。这要求我们在实现多元文化共存多荣、互促发展，推动区域内形成集体共认的价值信念前，首先要促使共同体成员形成关于区域文化的共同认知，而长三角区域内具有“同源”性质的文化共生单元的存在，可为共同体成员形成并强化这种认知提供基础条件。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地缘上，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区域，其所容纳的多元文化的内涵虽存在一定差异，但从历史渊源来看，大多是“同源”的存在⑫。如吴越文化、楚汉文化和海派文化虽然具有不同特质且在文化价值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总体从融汇于江南文化，以江南文化为交汇，是共通、同源与多元的存在，具有很强的内聚力与内在的文化共通性。这就意味着，长三角区域内的多元文化具有待挖掘成为“同源”文化共生单元的潜力，可成为区域民众形成共有文化印象的重要元素，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形成共同的区域文化认知。具体可在详细甄别长三角区域各类文化生成的同源性与同构性的基础上，从区域物质文化、区域精神文化和区域制度文化等维度挖掘并系统梳理长三角区域内质参量与象参量高度关联与匹配的文化共生单元并予以保护，同时这也可以为长三角区域内形成互惠型文化共生样态奠定物质基础。

以江南船拳为例，从自然水域上看，江南船拳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形成了以太湖为中心形成的船拳文化圈，不同层级文化圈中的船拳文化形态，既因为受到不同的地域环境的影响而有其个性特征，亦作为江南水域文化环境滋生的结果，而体现出江南水乡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具有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文化载体。这就意味着，长三角区域内不同文化圈层内不同种类的船拳既是作为多元与个性的存在，也是作为同源与共性的存在，彼此间具有很强的内聚力与文化共通性，具有待挖掘成为支撑区域内“同源”文化共生单元的潜力。具体可以省为单位对船拳“同源”文化共生单元进行全面摸底，详细甄别不同船拳文化圈层中质参量（如抗倭的民族精神）高度关联、匹配的地方船拳拳种，编制长三角地区船拳文化共生单元保护名录，形成涵盖省、地市、县（区）三级的资源保护名录体系，为强化区域成员关于长三角区域的民俗体育文化的共同认知以及形成关于长三角区域的共有的民俗体育文化印象奠定基础。

2.调节优化文化共生样态

拥有共同的价值信念是区域民众融入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前提，这种共同的价值信念基于区域内多元文化背后的精神价值沉淀。对此，首先需要充分保障区域内多元文化的共存，并在促进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多元文化背后精神价值的共性与个性，由此总结提炼出一套共善的价值理念。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价值理念是一套而非一种，需要随着多元文化的赓续而不断融入能够得到集体认同的新的价值理念，以此丰富共善的价值理念的构成。

长三角地区过去多年基本上遵循着大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传统经济一体化模式⑬。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应用至区域文化的发展规划中，建立不同文化间建立“合作帮扶机制”，即以区域内的某一种主流文化带动区域内其他边缘文化（即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弱势的、不发达的文化）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并非强调消除区域内不同文化间的个性差异，但长此以往总是强调区域内主流文化的主体性，会在多元文化协同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区域内边缘文化的个性，即在强调区域内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共相”时，会遮蔽了区域内边缘文化的“殊相”，从而致使区域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价值不平衡，区域内共善的价值理念的构成最终呈现出一家之言、一派思想的趋势。从文化共生视角来看，传统的“文化一体化”发展模式会带来长三角区域内的不平衡的文化共生样态（如依存型文化共生样态与偏利型文化共生样态）的出现，带来长三角区域内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过程中的地位高低不一，以至于区域内的边缘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往往会被区域内的主流文化所侵蚀或同化，最终形成一元化的价值理念。因此便需要在保证长三角区域内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上，实现依存型文化共生样态、偏利型文化共生样态尽可能向互惠型文化样态转换，使区域内相对边缘的文化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规避被主流文化侵蚀甚至同化的风险，在保持边缘文化自身个性的同时也能与不同文化实现互促共荣，从而在建构区域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在最大程度上挖掘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共同精神价值。

以江南船拳为例，如果将船拳视为江南水乡文化的缩影与产物，其与江南水乡文化又构成了一种依存型文化共生样态，现有船拳文化需依附于江南的水文化、船文化、吴越文化等主流文化才能对其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剖析。但仅仅依靠这种依存型文化共生样态，并不利于对江南船拳这种民俗体育文化背后所蕴含的精神价值的挖掘与彰显。对此，江南船拳作为一种从属于江南文化的共生单元，可同其他类型的江南文化共生单元形成一种互惠型文化共生样态，从而达到多元文化间的互促共荣。具体而言，地方船拳可联合在民间拥有同等影响力的江南审美文化共生单元如江南地方特色戏曲，在地方节庆活动中共同展演，以一种既不“抢夺”也不依附于其他特色文化共生单元的区域影响力的姿态，实现船拳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再生产。在此过程中，既可以强调再现不同江南文化共生单元间的共性特征，也可在同一文化空间中突出不同类型的江南文化共生单元的不同个性特征，促进长三角区域内民俗体育文化与戏曲文化的互促共荣且有助于这两种文化间共同价值理念的挖掘与提炼。

3.丰富完善文化共生界面

在文化共生视野下，文化共生界面作为文化传播与交流互动的媒介或载体，可以促进多元文化以及价值理念在区域内的传播，也可以帮助共同体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体认共有的区域文化与价值理念。基于此，也可进一步促使成员间实践意志即行为意愿的形成。若要充分保障共同体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对于区域文化与价值理念的感知与体验，便需要分别从内生性、外生性共生界面入手，不断健全完善区域内不同类型的文化共生界面，为共同体成员增补体认区域文化与价值理念的途径。

要在长三角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形成有利于多元文化与多种价值理念传播的文化共生界面，便需要重视政府作为主体力量，促使其在消除由于各地区、各层级共生界面不统一而产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阻力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具体而言，各级政府需要在树立文化共生意识的基础上，积极调整现有导致三省一市间共生界面割裂的法规政策，并制定各种新的发展规划，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乡土文化教育，组织专业人士编写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相关的历史文化地方文献、文化遗产读本和普及读物等；引导专业人士创作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相关题材的系列绘本、童谣、动画、短视频等；以创建网站、数字社区、直播平台等形式，搭建共同体网络空间；引导上述作品或组织相关研学游活动等，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空间，传播好共同体历史故事和价值理想，不断增强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组织搭建内生性、外生性文化共生界面，不断拓展丰富共同体成员对于区域内多元文化与价值理念的感知面。

仍以江南船拳为例，政府可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协同其他相关民俗体育项目开展保护、传承与利用工作，并将这类工作纳入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整体规划中，从而为市场、社会及其他层级的共生界面的搭建或优化持续赋能。如在政府主导下，召集不同层级船拳文化圈中的地方船拳，形成“长三角船拳联盟”，在节庆活动中以“线上线下”或“云直播”等方式，联动地方船拳与相关民俗体育项目的线下表演活动在网络平台中直播，这种可打破、消除时空距离限制的数字化文化传播的方式，可以进一步构筑“虚拟文化空间”，有利于长三角区域内的地方民众更加便捷地感知其他地方船拳的特色，丰富自身关于船拳文化、江南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认知，促使其在民俗体育文化交流的氛围中强化“我们感”，并不断激发其实践意志。

四、结语

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区域，在历史积淀中孕育并形成了多元文化，而区域内的多元文化也成为了维系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根脉”。长江文化内在的历史价值传承、先进观念融汇、内涵拓展转化和时代价值创新相互促进的作用机理，不仅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宝库，而且为主体的现代精神建构提供了有效的文化实践路径⑭。因此，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是长三角地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互促发展，形成良好的文化共生关系的价值诉求，也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的现实需求。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着力构建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发展，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样板区域，打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成为极其重要的时代命题。长三角历史遗存之丰、文化底蕴之厚、价值之珍贵，独具一格，是长三角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揭示长三角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规律，厘清其内在逻辑，为其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也为深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纵深发展、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区域模式，提供独特视角。努力构建长三角文化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对于涵养文化生态、建设文化强国，给出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新方案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注：

①方叶兵，杨洪伟，陈铭杨：《长三角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关联效应》，《创新科技》2022年第8期。

②[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③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２１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5期。

④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

⑤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⑥于波，王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⑦何雪莹,张宓之：《跨区域创新合作网络构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为例》，《创新科技》2021年第11期。

⑧范君,詹小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方略》，《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8期。

⑨A.E.Douglas.Symbiotic Interac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⑩刘士林：《江南文化及城市研究的学理反思与学术重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⑪熊海峰,祁吟墨：《基于共生理论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策略研究——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⑫万红：《东亚文化交融、互兴及共生的理性诉求》，《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⑬陈雯,兰明昊,孙伟,刘伟,刘崇刚：《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内涵、现状及对策》，《自然资源学报》2022年第6期。

⑭曹劲松，徐梦洁：《长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与势》，《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本文刊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