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和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从历史传承上看，以太湖为中心的古代江南地区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以诗性智慧为内核的江南文化是长江文化中久负盛名的“人文景观”。从现实地位上讲，在空间上以古代江南地区为核心范围的长三角城市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一直稳居中国城市群之首，在人文上融会贯通了吴文化、越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四大谱系的当代江南文化，构成了社会主文化强国建设极具魅力、活力和影响力的文化高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江文化传创新两大发展目标，以江南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引领长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以长三角城市群新发展格局构建带动长江经济带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长江文明是江南文化的源头和依据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长江文明的提出及其与黄河文明的关系重构，是与20世纪中国考古在长江流域的重大发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长期流行的是“黄河中心论”，认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源头，然后再从这个“文化源地”传播和扩散到其他区域。其主要依据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新石器时代的诸多文化中，黄河流域的一支（或几支）发达最早、连续性最强，从而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二是“在整个青铜器时代，黄河流域仍居中心和领先地位”；三是“在早期铁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文化优势继续得到强化和扩张，并对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尽管后来大家普遍认同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但“黄河中心论”仍持续存在并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中原地区为中心，中国史前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原文化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中原文化在这一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原文化是华夏文明形成阶段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在古代文明的研究中，一般都把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看作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在中国上古分别对应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曾明确提出：“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龙山文化属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几十年过去，中原龙山文化仍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称中原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包括今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又称河南龙山文化。这一时期工具种类增多，磨制更加规范、光滑、锋利，铜工具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出现了较多的剩余产品，私有制的发展，氏族成员分化，阶级、阶层开始出现。在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地发现了十余座城址，山西南部的襄汾县陶寺发现特大型城址，表明中原地区出现了邦国（方国）林立的局面，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其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可以被看作是“黄河中心论”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在长江流域也不断出现与黄河流域年代相当的考古发现。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就指出，在长江中游已有“原始文化末期的文化遗存”。此后，每一次长江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都使学术界不断出现对“中原中心论”的怀疑和批评。时至1995年，由李学勤和徐吉军担任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文化史》，直接向长期作为学术主流话语的“黄河中心论”发出挑战，认为其最大问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结合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的“红花套、关庙山、桂花树、王家岗、季家湖、七里河、毛家山、三元宫、划城岗、度家岗、丁家岗、汤家岗、车轱山、岱子岗、献冲”和下游的“河姆渡、草鞋山、圩墩、寺墩、张陵山、罗家角、马桥、薛家岗、青墩、福泉山、反山、瑶山”等重要文化遗址，其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就出现了自成一体的文明形态。

其主要证据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在史前时代，以年代不晚于仰韶文化的浙江河姆渡文化为代表，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出现。二是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以三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为代表，不少因素实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三是从上古到三代，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实未间断。四是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依赖于南方地区。如青铜器原料已证实多来自江西、湖北、安徽等地。五是南方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早在商代便有东南亚的物品循此来到殷都。在此基础上，李学勤等学者得出了长江与黄河同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重大结论。

从作为文明主体形态和文化容器的城市起源上看， 也基本上可以得出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花开两朵”的结论。

李学勤在其主编的《长江文化史》中对此曾专门做过比较：“中国史前时期城址的出现，以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两省内都有城址发现，在河南的有淮阳的平粮子崖、郾城的郝家台、登封的王城岗、辉县孟庄等；山东的有章丘的城子崖、邹平的丁公、寿光的边线王等。这些城址的年代，以郝家台城址分析，地址的建筑年代是在距今4600年以前，与城头山城址（引者按：城头山城址距今4700年左右，在今天的湖南澧县）的年代大体相似，是现已发现的城址中，在绝对年代上都是属于较早的。”这说明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在城市起源上很难分出先后。而两者相互之间的交互影响和传播迁移，则是在各自独立发展若干年后才发生的。

一方面，如长江中游发现的盘龙城遗址，它“略晚于郑州商城，是迄今所发现的第二座最早的商城”，其建筑基址“多方面地继承了二里头宫殿建筑的建筑手法”。另一方面，如晋南地区近30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在中原此前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城，或许也是受到良渚筑城理念启发的产物。深受良渚影响的还有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等地精美玉、石器的大量出现”。这至少可以说明，两者之间在历史上不是“中心—边缘”或“传播—接受”的单向关系。但由于上古时期政治中心长期分布在黄河流域，如史念海说：“自远古时起，黄河流域即为都城所在。三皇五帝的传说，就未远离此域，夏商周三代更辗转迁徙于其间。由秦汉以迄唐宋，咸阳、长安、洛阳、开封，迭为建都之地。都城所在，人文荟萃，历久不衰。”所以在城市这个文明的高级形态上，也很容易看出“黄河中心论”的影响。这也是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与对立，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的漫长演化过程，是在“先天”基础上增加了诸多“后天”积淀的结果。

柳诒徵对此曾作过深入剖析和详细阐述，其发展主线可概括为三大阶段：一是南北文化并无显著差异的早期。“虽《中庸》有‘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之语，然其所谓南北，并无明确之界限。”二是自东汉至东晋的裂变期。“东汉以降，分为三国，吴之与魏，遂有南北对抗之势。……吴国人才，多产南土，山越之地，迭经开辟。……南及交广，物产饶衍，故立国江东，不灭于中土也。晋室平吴，暂复统一。吴人入洛，颇为北人所轻。……惠、愍之际，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相率南徙，号曰‘渡江’。元帝定都建康，而南方为汉族正统之国者二百七十余年，中州人士，乔寄不归。……始犹以贵族陵蔑南土。……或以流人，志图振复。……泊久而相安，北人遂为南人。而留仕异族及羌胡诸种乃为北人。学问文章，礼尚风俗，从此有南北之殊矣。”三是天下二分的定型期。“至宋、魏分立，画淮而治，于是南人呼北人为‘索虏’，北人呼南人为‘岛夷’。……其文化之相悬可知。《本史》《儒林》《文苑》传，略述当时南北学派之别。……《颜氏家训》纪南北礼俗之异点尤多……以政权之不一致文化亦分畛域。弥年历祀，相去益远，互事訾謷，各从习惯。致令后之人虽在统一之时，亦受其影响，好分为南北两派之言。”这说明，南北文化的各自独立和相互对立，既是一个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漫长历史演化过程，同时也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把考古学、城市起源和文化史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可知江南城市及文化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演化，既有在原始发生过程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先天”禀赋差异，也存在着从春秋战国无明确之界限”到南北朝“有南北之殊”的“后天”因素影响。同时还说明，尽管“一江一河”之间存在诸多的交集、互渗和相互作用，但它们不是“先有一个，再有一个”的传播转移关系，因此就可以用“二水分流，相互交织”来描述二者的基本关系。把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区分开，有助于发现中华文明在上古时期的丰富内涵和历史真实，为构建多元一体、多根系一脉的中华文明新体系奠定理论基础，以及为重新认识长江文化体系、重新诠释江南文化精神提供合法语境。以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为历史背景，2004年，我们提出了长江文明是江南文化的摇篮的观点，探索构建江南诗性文化的理论、方法和价值体系。

质言之，以黄河文明为摇篮的中原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政治—伦理”结构，而以长江文明为母体的江南文化，其核心是一种“经济—审美”结构。它们不仅生产出“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塑造出“既面目相似又似是而非”的人物精神性格。因此，要客观认识和把握江南文化的真实存在，就需要建构一种属于江南文化自身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这对其他同属于长江文明的文化传统，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赣鄱文化、皖江文化等，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参考价值。

二、江南城市是长江流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主平台

斯宾格勒有一句名言，“世界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长江文化史是长江沿线城市发展史”。关于文化与城市的关系，以美国城市史家芒福德的论述最为精辟。首先，城市的三大功能之一是“容器”，而且是“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8］(P33)。其次，与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相比，城市代表了一种更高级、更丰富、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文明形态，即“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按照这些基本原理，初步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长江流域城市是长江文化特有的“容器”；二是沿线城市文化代表着长江文化的最高发展“境界”。因此，无论是还原长江文化的发生和历史演化，还是加强长江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都需要把长江流域的城市置于更加重要和突出的地位上。

按照有关专家的统计，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先后产生了“60多座重要都城、几十座重要省城和2000多座县城”，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分布在长江流域，其兴衰也主要是由长江这条黄金交通水道决定的。以战国时期的成都为例。“于公元前311年筑城，城周20里，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仿咸阳制。城墙至宋代犹存，城内房屋外观华丽，街巷车马来往，街市繁荣。”以三国时期的建业（今南京）为例。“吴国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手工业、商业发展，建业城市也随之繁荣起来。秦淮河畔形成有七里多长的商业区和居民集中之地。” 以北宋元丰年间的苏州为例。“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以近现代的上海为例，不仅“实际上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把长江流域的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埠汉口，“汉口是长江通商口岸中仅次于上海的最大贸易中心，尽管他拥有为远洋轮船通航的航道，他总是跟上海，而不是跟伦敦进行交易，而且所有汉口的外国银行和大多数的华商行号都是上海总行的分行”。职是之故，研究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就必须把长江两岸的城市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从古代城市的功能类型看，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兴建的趋势……形成这样的格局：北方，以政治为中心圆心，向四周辐射的城市布局；南方，则以经济发展为基础，遍布各经济区的城市布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黄河中心论”打下的鲜明印记。以对河南境内的西周城址的考古研究为例，城市的政治军事功能最为突出和明显。一方面，“考古发现的西周城址均为诸侯国都城或军事城邑。城址平面大都呈正方或长方形，而且规模大小不一。一般来说成正方形的城址面积较小，如焦国故城、蓼国故城、白公城、补城、应城等，面积大多在20万平方以下，其中补城与白公城，仅1万多平方米；长方形城址面积较大，如邶城、凡城、邘国故城、虢都上阳城、官庄城址、娘娘寨城址等，面积大都在30万平方以上，其中超过百万平方米的仅有邶城与娘娘寨城址”。另一方面，“以城墙作为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是历代城址所共有的特征，西周城址沿袭了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及夏商古城传统，非常重视城邑的防御建设，除修筑高耸的城垣外，还围以宽阔而深的城壕，三门峡焦国故城用两重城壕进行层层设防，虢都上阳城址外面也围绕两重城壕，不仅如此，城内西南部的宫城外面，也挖了一道壕沟。‘筑城以卫君’，为了守卫国君的安全，竟然用多重城墙与壕沟将贵族所居的宫殿区重重包围起来。官庄城址的情况也是如此，系由外壕、大城、大城环壕、小城和小城内外环壕构成，防卫之严密程度，使人叹为观止”。

与之不同，古代长江流域的城市具有典型的“南方城市”特点，不仅是区域的经济和商业中心，文化艺术功能同样高度发达。从总体上看，这在富甲天下的江南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宋代以来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圩田及精细农业发达，土地开发达到新水平，各种农业器具进入不同生产环节。纺织业、陶瓷业、造船业、建筑业、漆器业、玉石业、雕版印刷业、金属工艺业、食品加工业、外贸业等也有新的发展，沿大运河城市、沿江城市、沿海城市的工商业比较发达，城市人口增多，集镇大量出现。”另一方面，以大城市和中小城镇为主体的江南城市体系的形成，则为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生活方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聚集的人口、活跃的贸易、膨胀的需求是城市繁荣和发展的不竭动力。……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也是一样，其休闲服务业的完备细致、工艺品技艺的精湛，也正是因为贵族、士绅、文人、美女、隐居阶层的特殊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并孕育了这些城市特有的书卷气息与绮丽精致的文化气氛。”这种在中国城市史上特有的南北之别现象，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的现实展开。

在“南方城市”或“经济—审美结构”的框架下，长江流域的江南城市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中心的“经济化”和“人文化”，二是经济中心的“更经济化”和“更人文化”。以作为江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南京为例，地处江南环境，从东晋开始，南京就不像是一个政治中心。如杜佑《通典》所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至明代，晋级为南直隶的南京，其最发达的反而是文化中心职能。“以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徽州等城市为中心，形成以教育、航海、出版、宗教、戏曲、工艺、科举、书画、园林、陶瓷、茶饮、漆木、玉石、织绣、园林等为要素的‘江南文化圈’，代表中国当时文化高峰，影响到清代及当代。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规模宏大，永乐时（1403—1424）有监生近万，还招收高丽、日本等国留学生，并主持编纂中国古代最大类书《永乐大典》。乡试场所‘贡院’，是中国古代最大科举考场。永乐时建成的大报恩寺，是当时南京三大佛寺之首，在此雕成佛学集成《永乐南藏》，直到清中期还承担着全国大多数佛寺印经任务。”以江南地区经济中心苏州为例，高度发达的城乡经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艺术繁荣发展。“苏州刺绣精细雅洁，是全国四大名绣之一，以针线细密、构思精巧而著称于世；缂丝也以工艺精细而见长；宋锦工艺精湛，华而不炫，贵而不显，色彩典雅，古色古香，具有独特的风格。苏州玉雕精雕细琢，有‘鬼斧神工’之称，陆子冈的琢玉技艺更被誉为‘吴中绝技’而名闻朝野。”“苏州乐器、苏州服饰、苏州戏曲、苏州书法、吴门画派等，均独树一帜，自成一体，以‘苏派’而享誉天下，皆极为讲究，以精工细作、精致文雅、精心刻意、精益求精为创作的最高精神境界，闻名遐迩。”这与北方的中心城市及军事重镇在城市功能和文化性格上是迥然不同的。

从城市科学的角度看，尽管政治和经济都是推动城市形成的动力机制，但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依赖政治机制的城市比依赖经济机制的城市要更加脆弱，这是因为前者在历史中更容易变化甚至彻底崩溃。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城市相比，长江流域的江南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型城市，因此比前者具有更好的发展韧性。如唐代的西安、洛阳就是因为安史之乱而一蹶不振，北宋的汴梁（今开封）则是因为金兵南下而迅速衰落。而江南城市的命运则与之截然不同。以苏州为例，这个“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既曾遭受过明太祖朱元璋的经济打击，也曾经受过太平天国战火的劫掠，但借助鱼米之乡的自然环境和勤劳聪明的社会主体，苏州总是很快可以走出政治压制和军事破坏的困境，而且会变得更加富裕和充满活力。这种历史形成的江南城市发展机制，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长江经济带上的重要城市，如重庆、宜昌、长沙、武汉、南昌、安庆、芜湖、南京、镇江、苏州、常州、无锡、南通等，不仅在历史上都是长江流域的枢纽城市或重镇，在今天依然是长江沿线主要城市群的核心或重要节点城市，同时也是长江流域传统文化的资源富集区和传承保护主体功能区。由此可知，江南城市不仅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主平台。

与传统以单体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不同，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体形态。目前，围绕着长江流域的中心城市，自西向东依次形成了滇中、黔中、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五大国家级城市群。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尽管城市群的基础条件是交通紧密程度及经济与人口集聚水平，但从深层次和长时段的角度，一个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不仅离不开积淀深厚和富有创新活力的区域文化，而且后者还是前者兴衰和建设质量的重要制约或决定因素。这是长江经济带上主要城市群全都扎根于长江流域重要文化区的根源。如巴蜀文化之于成渝城市群、荆楚文化之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江南文化之于长三角城市群、云南文化之于滇中城市群、贵州文化之于黔中城市群。除了这五大国家级城市群，其他一些重要的区域发展也是如此，如湖湘文化之于长株潭都市圈、赣鄱文化之于鄱阳湖城市群、皖江文化之于皖江城市带、金陵文化之于南京都市圈等，表明长江流域的城市群与都市圈，与其各自的区域文化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长三角之所以在我国城市群中长期占据首位，在综合发展水平上远超长江流域其他城市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南北向上与中原文化双峰并峙、东西向上独占长江文化鳌头的江南文化的深厚文脉和强大力量。而这一点恰是以往城市群研究、规划、建设中所忽视或不够重视的。就此而言，我们不仅要把长江两岸城市和城市群看作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主体， 同时应把它们看作是长江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载体和推动长江文化走向全面复兴的主要平台。

三、江南文化与长三角是长江文化和长江经济带的镜子

“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基本的功能体系中，文化从一开始就优越于城市的政治、军事、经济、商业等实用功能。这可以从两位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印证。从城市的概念内涵看，张光直曾把urbanization（城市化）这个概念翻译为“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因为城市生活方式比乡村生活方式有更高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城乡区别一般被看作是“朴素”与“文雅”、“自然”与“人工”的对立。如欧洲的16—17世纪，城市和农村的不同 “就是农村里没有城市里那么文雅”。 芒福德也曾肯定地说：“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城市毕竟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目的……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 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从城市史的角度看，与城市经济学的“经济决定论”完全不同，在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研究中，张光直指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芒福德也认为：“建立城镇的政治需要早于其经济需要。中世纪新城镇初建时是很粗陋的，那时军事上的考虑从来都是第一位的。”这说明把经济功能看作城市的核心，只是城市经济学的“一家之言”，或者只是人类城市发展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特征，而根本不能取代城市文化的地位。

关于城市的本质是文化，可从三方面进一步阐述。在起源的意义上，“文明”与“城市”关系密切，城市是人类迈入文明时代的重要空间标志，这在中外历史上是高度一致的。首先，“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就来源于拉丁语的‘市民的生活’(civitas)”。在中国周代，“城市”的标志则是不同于野蛮部落的祭祀与礼仪，如《诗经·大雅》中记载的“乃立冢土”。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活动，构成了最初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城市兴衰的意义上，以克制个体恶性消费欲望与奢侈生活方式的城市伦理文化，同样是影响中外城市发展演化的重要文化机制。伦理文化的重要性在于牢牢抓住了主体这个社会生产的核心， 并以对主体过分欲望与奢侈需要的克制与限定，直接减少了城市发展对环境与资源的非理性利用与恶性消费。在理想城市的意义上，同样不支持各种“经济决定论”的研究结论。相反却是，没有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有效制约和调节，才是导致城市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希腊和贫穷是一对孪生子”，其城市发展的各种物质条件都不算好，但正是由于“希腊城邦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代也没有十分丰富的产品”，促使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智力思考和追求审美享受”，从而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古希腊哲学、戏剧、雕塑和奥林匹克精神。与之相反，“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和权力的种种物质表现，并将此作为生活的理想”的古罗马，则最终“变成了一个反面生活的容器：在荒淫无度的破坏性活动中，生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些方面，罗马帝国把历次文明似乎都不可避免的那些丑恶扩大化和持久化了”。这一正一反两个案例，都说明了文化功能是城市的首位功能和决定城市命运的深层结构。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由26个重要城市组成的共同体， 长江经济带作为包含了11个省级行政区的110多个城市的更大的共同体，同样遵从这一人文城市学的基本原理和内在要求。长三角的发展目标是建成世界级城市群。与20世纪的世界五大城市群、21世纪的美国十大城市群相比，目前长三角在城镇基础设施、空间面积、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生态联防联治、信息化服务等领域已不输于其中任何一个，但在城市层级体系和分工、城市管理人性化和柔性治理、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城市软实力与市民文明程度、人文交流与文化消费质量等方面还有程度不同的差距。这既是城市群研究的一般结论，也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因为长三角缺乏书面上的政策、规划、机制及相关法规条文，相反近年来各类有关的政策与规划文件不胜繁多；问题主要出在城市群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上，这集中体现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硬基建”与“软基建”等方面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不协调与不平衡，尤其是由于缺乏与高度组织化、复杂化的城市群相匹配的文化和价值认同机制，致使在经济、交通、社会治理上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长三角，在很多时候、很多领域仍是“一大堆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从城市群发展模式的角度看，当今世界的城市群主要可划分为两种形态：一是侧重经济、交通、人口的“经济型城市群”，二是侧重生态、生活质量和人生价值的“文化型城市群”。就此而言，长三角城市群仍处在“经济型城市群”的阶段，未来需要加大“文化型城市群”规划建设力度，以便为拥有巨型躯壳的长三角赋予“江南文化的灵魂”。

同样，长江经济带尽管被冠以“经济带”之名，但与一般的带状或环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同，其核心目标不是走工业化之路或建设巨型产业带，而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也可以说，尽管长江经济带仍有发展工业或现代产业的需要，但本质上是要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从区域战略规划的角度看，这与2019年国家《大运河文化传承保护利用规划纲要》提出的首个“文化带”，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这份文件开门见山地指出：“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也把大运河文化带的主题归纳为“文化引领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即把文化建设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引领地位。对于以生态保护修复为中心任务的长江经济带规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称之为“长江生态引领型经济带规划”，由此也就可以将其发展主线明确为：以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引领长江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长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长江文化作为长江沿线城市共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在现代化新征程中不仅被赋予重大的使命担当，也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结 语

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不仅使传统江南文化研究再次成为新时代的显学之一，同时还引发了城市建设、商业消费、文化旅游等方面的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了江南文化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1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新增西藏和青海，将建设范围扩展到13个省市。这既可以被看作是对2016年3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主要侧重生态环境保护、立体交通走廊构建、产业转型升级等内容的重要补充， 同时还赋予长江文化在长江经济带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新使命新任务。江南文化是长江文化极具魅力和影响力的“诗眼”，长三角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龙头”。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共建江南文化品牌的实践经验，为推动长江文化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和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具体说来，以生态保护为优先的长江经济带建设，无疑更需要有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基础支撑。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它们不可能是建基于人与自然截然对立的西方理性文化及工具主义，而应是以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存为理想的中国诗性文化及实践理性。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曾多次指出，江南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典范形态，从江南诗性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江南人民及江南生产生活方式，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智慧，因此必然要成为引领沿江区域文化转化创新的榜样，并在当代长江文化传承保护弘扬中发挥出“龙头”作用。当然，如同长江经济带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广阔腹地一样，长江文化也是江南文化发挥更大作用的广阔天地。从丰富多样的长江文化中吸收营养， 进一步拓展江南文化的视野和胸襟， 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建设，也是未来江南文化创新需要深入探索和努力实践的。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